第270章 一锤定音

    2007年新年伊始，各地的书店出现了一个奇景，由同一个作者写的“一个”故事，被分成了三本书，并列排在书架上供人挑选。

    《逐星者》《放逐流星的孩子》《少年·流星》虽然摆在一起卖，但是不仅没有互相影响销量，反而为彼此赢得了不少额外的读者。

    买童书版《放逐流星的孩子》的家长，购买的时候往往会多看一眼少年冒险版的《少年·流星》。

    买少年冒险版《少年·流星》的青少年，看完以后不过瘾，又想看看完整故事的《逐星者》是什么样的。

    买完整版《逐星者》的成年人读者，不免对另外两个版本产生好奇心，想知道张潮是怎么“操作”的。

    加上“我们上学的路”这一“争议事件”的加持，不少读者买书的时候，都自觉是为了什雷村的孩子早日可以安全的上学做了些微的贡献。

    就连那些平时爱买盗版的人，这次也转性去书店购买正版了。

    三本书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大书店销出，一周之内各自的销量都超过了20万册，最高的是童书版《放逐流星的孩子》的35万册。

    但即使这样，年初出版界风头最盛的人物也另有其人，那就是——

    张潮亲爹，张卫国！

    “教辅书才是出版界永远的神”这句话完全没错。一旦有一本教辅读物被认定为“能有效提高学生成绩”，那覆盖面和长销寿命，是任何文学类书籍都无法媲美的。

    福海教育出版社为《我教儿子写作文》定了50万册的首印数，仅仅过了一周时间，在张潮开新书的发布会的时候，就已经售罄。

    虽然购买人群里有一部分是好奇张潮“早期作文”长什么样的书迷和研究者，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好奇的家长。

    张潮是个作家没错，但在他们眼里，他还有一个更“值钱”的身份——高考语文满分获得者！

    在“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别说高考状元了，那些高分考生的学习笔记，都有人花大价钱购买。何况这么一本区区26块钱的书。

    本着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精神，全国家长们把这本《我教儿子写作文》直接买到脱销了。福海教育出版社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这本书会卖得很好，但是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好，一时间都有点手足无措，只能派出精兵强将，有些在印刷厂督战，有些则奔赴各地协调分配。

    要知道一个出版社能有一个在省内打得响的教辅品牌就能吃香喝辣的了，何况这次是全国性的畅销。从王后雄、薛金星开始，十多年来，多少出版社都尝试推出自己的教辅明星，但是90%以上都失败了。

    常年靠财政拨款和卖书号维持的福海教育出版社这次算彻底翻身了，所以张卫国的第二本书也很快敲定出版了——

    《我愿意是一只大雁·张卫国诗选》

    嗯，人家好歹也是中文系毕业，还经历了80年代的文学盛世，那也是有诗人情怀的。虽然这些诗的水平嘛，就，挺80年代的——但是福海教育出版社，还是给定了10万册的首印数，并且打了包票能卖光！

    这也让张卫国高兴了好几天——“张潮他爹”和“诗人”，还是后者更让他欢喜。

    与此同时，张潮上线“我们上学的路”是不是在「揭疮疤」的争议也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甚至悄悄延烧到了纸媒上，这是张潮事先都没有料到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人，历经了80年代的阵痛，90年的自卑，和21世纪初的迷茫后，逐渐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

    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没有那么差，中国人没有那么糟糕；我们能用短短20多年时间，从一穷二白走到世界GDP总量第三，说明了很多问题。

    80年代、90年代许多经典作品，在今天看来都有些“自曝家丑”“自我贬低”的意味，尤其受到网络舆论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定义。

    「我们上学的路」这个网站则比影视作品更加直接、更加真实，毕竟电影大家都知道是虚构的，可以怪罪导演夸大了问题和苦难；而是网站上的照片可是实打实现场拍出来的，总不能说拍照的都别有用心。

    这确实刺激了很多人敏感的内心。尤其是网民数量较多、较集中的大城市，很多人没有想到在自己认识以外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落后的角落。

    一刹那间，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等等概念被具象化了，这种落差容易激怒许多人。张潮受到「揭疮疤」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滔滔非议，张潮第一次犹豫要不要写文章反击。

    因为这次和以往不同，他面对的不是某个人，比如白晔、方老师，而是一种由时代酝酿出来的特殊情绪。如果自己贸然与处于这种情绪的人群进入了对立状态，拉扯了大众对于「我们上学的路」的注意，那就因小失大了。

    而且骂他「揭疮疤」的这些人也并非全都是怀有恶意，或者对这些边远山村的孩子不同情，而是一时间难以接受现实而已。

    真正因为厌恶张潮，或者纯粹的网络杠精，其实是少部分。但是网络就是这么神奇，小部分人往往最活跃，能发出最大的噪声，甚至裹挟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

    既然想做好「我们上学的路」这件事，那就不能把这些真的都推到对立面去。所以罕见的，张潮在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时，保持了低调和沉默。

    但是「我们上学的路」并没有沉默！

    随着影响力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村长、志愿者……知道了这个网站，也知道了如果把孩子上学艰难的照片发到这个网站上，那很有可能得到帮助。

    于是越来越多「上学的路」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有的孩子，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道在崖壁上凿出来的浅浅的凹痕，需要半蹲着身子才能通过；

    有的孩子，每天上学需要翻越几道高高的山梁，再下到深深的谷底；

    有的孩子，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趟过一条宽宽的河，河上只有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似乎随时要被风吹垮；

    有的孩子，每天上学都要绕着大山盘无数个弯，有些弯，窄窄的只有两个脚掌宽，旁边就是悬崖；

    ……

    而最让人震撼的，还是巴蜀腹地一个位于悬崖之上的村子。村子与外界连通，依靠的是架设在悬崖之上、长达千米的藤梯。

    垂直近90度的峭壁，破烂不堪的藤梯，连大人看了都怕，却是这个村子上百个孩子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

    路途太长，孩子们爬到一半就要停下来休息。山间的风很大，不一会儿就吹得他们的脸蛋和眼睛通红通红的，咳嗽个不停。

    为了让孩子们少爬几趟，山下的学校只能每上10天课，就放5天假（寄宿）。这一趟落差800米的路程，他们要整整爬上6个小时。

    拍摄这组照片的，正是山下学校的年轻支教老师。他用一个使用胶卷的傻瓜相机拍下这组照片后，又请假去了县城，先把照片冲洗了出来，再用扫描仪制作成电子档，最后上传到「我们上学的路」网站上。

    他配的文字也十分质朴：

    「这些“悬崖村”的孩子在家里只能吃玉米和土豆，每次却都要爬上6个小时，才能到达山脚下的学校……他们的脸被晒得黑黑的，但是眼睛依然是亮亮的。

    他们会对我说，长大了想当军人，想当警察，想做医生，还有想做老师……悬崖的高度不能改变，但人心的落差可以；6小时的时间不能改变，但梯子可以。」

    这位老师在这组照片的最后一张，并没有放孩子们爬藤梯的画面，而是放了其中一个女孩子面对镜头开朗又带着羞涩的笑容，似乎在说：“老师，这些照片真的会有很多人看到吗？那我要笑得好看点……”

    关注这个网站的人们，看着一张张照片里孩子跋涉的背影、蹒跚的脚步，最终发现无论多么艰难，当他们面对镜头的时候，总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一切对这个网站的抨击、质疑，在这个笑容面前都显得那么浅薄。哪怕是最苛刻的批评者，看到以后都要哑然停下敲击键盘的手指。

    这是「揭疮疤」吗？

    这明明就是展现中国少年儿童最美好、最纯真、最乐观、最坚强的面貌的一面镜子！

    张潮的沉默，此刻震耳欲聋！

    什么“日本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什么“小皇帝”“小公主”，什么“垮掉的一代”……一切对于中国孩子的质疑，此刻就像清晨的薄雾，在朝阳的曝晒下，顷刻就消失无影了。

    大城市里能参加什么夏令营的孩子原来并不能代表“中国的这代孩子”，那么多小县城、小山村的孩子，才构成了“中国的这代孩子”的主流。

    2月份还没有过完，「我们上学的路」的影响力就发酵到了大陆以外的地方。

    先是香港、澳门、台湾，然后是新加坡，以及美国、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相近的文化背景和血脉联系，让他们对这些照片感触尤深。

    中国人重视下一代教育的文化基因，此刻开始共鸣。没有人觉得这些是什么“疮疤”，更没有人因此去指责什么，仿佛说出一点稍重的话，都会伤害到这些可爱又坚强的孩子们。

    已经上传了照片到「我们上学的路」网站的这些小地方的教育部门，从2月底开始，就不断接到来自海内外的各种电话，都是表示希望捐款为孩子们修路了。

    工作人员一时间都懵圈了，还以为遇到了什么大规模的诈骗事件，直到看见有人真金白银拎着现金上门，或者“唰”一下就转款多少万进账，才发现原来是真实。

    这股风潮甚至一直吹到了孙云霄桑的精神故乡——日本。

    “夏令营里的较量”当年在日本也有一些小影响，只不过人家的重点是放在了中日儿童友好交流上，而不是比什么高低，更没有哪个傻子真喊出“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这种话。

    那时候愿意送孩子来中国参加条件颇为艰苦的草原夏令营的家长，基本也都是“中日蜜月期”里，日本那些对中国抱有好感的精英阶层，不是政府中高层官僚，就是企业高管。

    张潮作为在日本已经小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在日本既有角川社、集英社这样的合作伙伴，也有为数不少的读者群体，所以「我们上学的路」，以及前后的风波也经过翻译，登上了日本的报纸和新闻。

    日本人一方面困惑于为什么有中国人要用异国儿童贬低自己国家的儿童，另一方面也被中国边远山村孩子们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也要坚持上学的精神给震撼了。

    尤其在日本国内生育率下降、“御宅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中国孩子的坚强、乐观，直接开始倒逼日本媒体和教育人反思——

    《山の彼方へ：中国の「崖の上の村」の子供たちが教训を教えてくれること》

    《日本の教育に问いかける：中国の「崖の上の村」の子供たちが示す教育の真髄》

    《日本の子供たちが见逃しているもの：中国の子供たちからのメッセージ》

    《日本の教育、再考する时が来た？》

    《谷を越える梦：中国の山间部の子供たちの登校の旅》

    《崖际の笑颜：中国の子供たちの登校ストーリーが世界を感动させる》

    ……

    一时间，向中国教育学习、取经，竟然成为了日本相关舆论最热门的话题。甚至有日本学校已经向中国驻日大使馆递交了申请，希望能组织学生前往“悬崖村”进行夏令营活动。

    他们要证明“日本这一代的孩子，不会输给中国人”！

    张潮看到马伯慵、双学涛，还有自己在日本的亲戚不断汇总过来的信息，人都麻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临时起意做的「我们上学的路」，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更完全没有想到，一场针对他的舆论风波，竟然会在自己没有做任何或明的或暗的反击下，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这让张潮有了一丝感悟——难道这就是“得道多助”？

    如果说“得道多助”的是张潮和「我们上学的路」网站，那“失道寡助”的自然是孙云霄。

    这位“青少年儿童教育专家”完全没有想到，张潮随手办的一个网站，竟然能把他推向深渊之下的深渊。

    张潮在福海电视台的那次采访，只是让他脸面全无，但是时过境迁，等人们逐渐淡忘以后，还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只不过“市场”小了一点而已。

    甚至在「我们上学的路」刚上线的时候，他也只是慌了一小会儿，因为他敏锐地发现「揭疮疤」争议，很可能会让张潮这次翻车。

    但是当悬崖村孩子爬藤梯的照片发出来后，他就知道自己彻底完了。

    现在他虽然还坐在“中国青少年教育研究会”的办公室里，但是外面已经没有了听他使唤的年轻人。自己这个“会长”还能坐多久，甚至这个“研究会”还能不能存在下去，都需要打一个问号。

    思来想去，孙教授也不想坐以待毙。他抄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是佐藤先生吗？我是孙云霄啊。……我给您电话，是想告诉您，上次您说让我去‘教育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事情，我考虑好了，随时都能出发。……

    啊？什么？不需要了吗？您上次不是说……哦，哦，好吧，那打扰您了。……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放下电话，孙云霄的脸色变得和他鬓角的发色一样，灰白一片。

    孙云霄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在异国他乡知名度最高的时刻，也是名声最臭的时刻。日本人虽然喜欢他这样宣扬“日中友善”的文化教育人士，但不意味着臭了也收。

    忽然间，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又拿起电话，拨给了自己的女儿……

    就在孙云霄手忙脚乱的时候，张潮却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邀请，是许久不联系的王濛打来的，问他在不在燕京；得知张潮还窝在福海的时候，王濛都急了：

    “你赶紧收拾一下回燕京，参加个活动，有人点名要见你。……是谁你到了就知道了，赶紧来。……”

    张潮放下电话，心里隐隐有些预感，但还是用最快速度订了一张机票，第二天就在作协的办公室见到了王濛。除了王濛，铁宁等几个主席、副主席都在，一副和蔼可亲，又如临大敌的样子。

    看到几个月不见的张潮，黑了、瘦了，却比以往更见精神，王濛颇有些欣慰。这个年轻人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如果说2年前他还觉得“此子类我”的话，现在他都无法预估张潮的“上限”究竟在哪里。

    张潮见大家不说话，于是先问道：“这……是哪位点名要见我？”

    王濛不知是感慨还是唏嘘，先叹了口气，才说道：“过两天，我们作协有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座谈会……”

    张潮连忙打断道：“不是，我这不还没有加入作协么？我去不合适吧？”

    王濛眼睛一瞪，霸气外露地道：“这茬不许提了！我和你说下注意事项！”

    ……

    3月中旬，地处南方海滨的鹭岛已经春意盎然。除了海水还有些凉，不能下去游泳外，穿着单衣已经不算单薄了。

    厦大中文系的教室里，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正用一嘴十分生硬的普通话，在给大三的学生们授课：

    “……日本文学，之所以在19世纪末以后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举超过了中国文学，正是因为日本在国家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率先完成了对现代文明的接纳和融合。……”

    讲得正得意时，他忽然瞥见台下竟然有个男生在趴着睡觉，眉头不禁皱了起来。